医生有特权可以坐在贵宾席观察每个人的生老病死,所以他们很适合


医生有特权可以坐在贵宾席观察每个人的生老病死,所以他们很适合

我们听说过一些天赋异稟的人,双栖不同领域却都有出色表现,比方说医生兼作家。比较有名的例子有契诃夫(Anton Chekhov)、毛姆(Somerset Maugham)、柯南‧道尔(Conan Doyle),或当代的麦可‧克莱顿(Michael Crichton)、卡勒德‧胡赛尼(Khaled Hosseini)等人,在台湾,也有赖和、侯文咏、王浩威、陈克华等。

我们不容易联想到医学与文学之间的直接关联,毕竟一门是冷冰冰的科学,一门是强调感性的人文领域,那些「医写双栖」的人可能只是天分太高罢了。但同样身为医生作家的菲尔‧惠特克(Phil Whitaker)却认为这两者大有关係。他在《卫报》上发表一篇文章,以自我经验出发,阐述他的从医生涯对写作的助益。

「医生被赋予特权,能坐在贵宾席观察每个人的人生里程碑,」惠特克说。这些里程碑包括怀孕、出生、童年、婚姻、疾病、老去、死亡等等,一次又一次在不同家庭与生命中上演,因此「对于角色和故事,总是有取之不尽的灵感」。

除了这一点,他认为自己在医学生时代学习大量的知识,比如病理学、解剖学、生理学等,其实也在无形之中帮助自己培养出其他技艺。

惠特克回忆自己刚走进病房的头几个月,得费尽力气吸收每个病人身上释放出来的大量资讯。他曾花一整个早上「接待」一位怀有偏见的病人,然后又整个下午观察同学如何进行简报,发现会诊医师得努力维持注意力,才能听得下去无聊又恼人的简报。

但是,「轮到我的时候,我突然闪过一个灵感。」惠特克修改报告,将所有关键内容「归零」,重新编排成他想要描绘的图像。这份报告虽然简短,但却赢得会诊医师的讚赏,给了他大大的微笑,以及一句「很好!」

「我那时还没有会意过来,当时我做的事就是好好讲一则故事。」他说,「每个病人的疾病都是一则叙事──症状是开头,诊断是结尾──中段则编织出这两者连贯而无可抗拒的路径。这种叙事的本事对于从事写作的医生是不可或缺的。」

不过当然,惠特克也说,对于从医是否帮助了写作这个论点,上述说法只是假设。他承认在众多医生作家当中,确实可能存在天才。

比方契诃夫,他举例。一位跟在契诃夫身旁共同学习的医生罗梭里莫(Grigory Rossolimo)就说这位大作家「不需要像一般的医学生那样用功,就能以惊人的余裕和精确度将病历中的要素整理出来。」

他再谈到医生的另一门功夫,是在与病人沟通时,高度精确地微调自己的用词。

「诊断病情的时候,通常要处理一些难以开诚布公的题目,而这也就带来一堂语言学的大师级课程,」惠特克说。为了好好向病人委婉地明说诊断结果,医生必须用上多种修辞方法和语气,甚至肢体语言。这样的训练,不仅能帮助釐清诊断,也对描述角色有益。

此外,儘管医生在内心对于不好的诊断结果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同情,但另一方面也有责任不动情感地客观表达。「这种感他人所感,同时却又以疏离态度观看的能力,也许给予我们成为作家的最强大助力。」他说。

文末,惠特克也同意「许多作家不曾走入病房,也同样成就了伟大」,但是他仍引用毛姆的话:「我没听说有任何一种训练方法能比钻研医学更适合作家的专业。」

用这一句话来总结惠特克对自我生涯的心得,或许是最有力的辩解。

The Guardia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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